蒋亦元 1928年11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著名农业机械化专家。1950年金陵大学（现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57～1959年被派往苏联进修，师从苏联农机理论权威列多希聂夫，从事收获机械理论研究；1982～1983年前往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学。本科毕业后，一直任教于东北农业大学。他创造性地进行“谷物割前脱粒收获机”的研究并率先取得成功。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个人若能够把自己的一生看做一个整体，就能够激发出自身潜在的勇气和能力，就能够在人生的岔路口作出正确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一粒米，十滴汗。”蒋亦元自幼对“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感情深挚。数千年来，这片土地上的农民脚踩泥土，弯腰躬耕，艰辛劳作之疾苦让他感同身受。
受“科学报国”之感召，蒋亦元立志献身农业，希望用科技改变农村的贫穷与落后。于是，这个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的有志青年离开了富庶的故土，将毕生心血挥洒在千里之外的东北黑土地。
一别家乡六十载，中国工程院院士蒋亦元在北国收获了人生和事业的理想。
南燕北飞
1950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农业工程系的蒋亦元即将毕业，其出色表现得到了系主任的赏识，学校决定让他留校任教。
就在此时，我国著名农业教育家张克威的一次江南之行，改变了蒋亦元的人生轨迹。新中国百废待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的张克威为延揽建设人才来到南京，为全市高校毕业生作了一次就业形势报告。
“大东北土地肥沃，地广人稀，是眼下中国最适合农业机械化的地区，也是新兴工业的摇篮。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米来深的黑土层，萝卜土豆皆大个，玉米拔节噼啪响……”
张克威描绘的这番生机勃勃的景象，打动了坐在台下认真聆听的蒋亦元。仿似是要追随内心的召唤，他决计要去千里之外的北国闯荡一番。
“亦元，现在金陵大学的发展如日中天，学校的环境优良，留校任教的待遇非常优厚，况且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你所熟悉的，总比到人生地不熟的东北闯荡安稳得多，你实在应该慎重考虑再做定夺。”系主任十分不解，如此劝阻他。
“放着生活习惯了的城市不留，放着多少人都眼红的留校机会不要，简直‘傻’极了。”同学们私下议论着。
“阿荣（蒋亦元乳名）啊，咱们老蒋家就剩下你和弟弟两根苗苗了。况且你知不知道，在咱江南人眼里，大东北那是‘充军发配’的地方，你放着南京名校不留，跑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简直是不知好歹，自讨苦吃啊。”一家人急坏了，苦口婆心想留住他。
面对种种不解和非议，热血青年蒋亦元却丝毫不为所动，他这样回应大家：“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应是那最好的来选择我。”
1950年秋，蒋亦元辞别家人，义无返顾踏上了开往广袤黑土地的火车，只身前往沈阳农学院报到。一个月后，该院迁至哈尔滨，与哈尔滨农学院合并为东北农学院。秋日的东北已是寒气逼人，蒋亦元望着比想象中还要辽阔的大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激情在心中升腾。
初上工作岗位，蒋亦元担任东北农学院农机系助教，参与“机械制图”这门课程的教学工作。听他讲课的很多学生都与蒋亦元年龄相仿，甚至有些还比他大，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小蒋老师”。
授课之外，“小蒋老师”则抓紧时间充实自己。拿到第一份工资，他跑去书店花掉9万元东北币买回渴求已久的原版苏联理论教材《农业机械理论计算设计的实验》，回家便抱着俄文字典啃读起来。
蒋亦元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苏联农机理论权威列多希聂夫，几年后成为了自己的学术导师。1957年，蒋亦元通过国家选拔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农学院进行为期两年的访学，他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列多希聂夫，并幸运地成为这位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招收的首位外国学生。
留苏两年，独在异乡的蒋亦元有时难免苦闷，但他有着自己的“苦乐观”：每当掌握一点新知识，就会忘记疲劳和寒冷；每当搜集到一份新材料，就会忘记枯燥无味的观察记录和无眠的日日夜夜；每当成功完成一项实验，就感到一种长久的幸福萦绕心间。
看到自己的“科学羽翼”日渐丰满，怀有“鸿鹄之志”的蒋亦元深感欣慰，他度过了无悔的青春，在北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
筚路蓝缕
法国哲学家蒙田说：“万物都有自己的季节。”1959年留苏回国后步入而立之年的蒋亦元，迎来了自己“最好的季节”。
当时，国家提出农业机械化是实现我国农业技术改造的中心，是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一个根本问题，全国范围内由此兴起了农业机具大规模的“选、改、创运动”。蒋亦元凭借在苏联期间打下的扎实理论和实践基础，开始在农业机械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生活和工作原本一帆风顺的蒋亦元未曾想到，在自己“最好的季节”会有一场避之不及的“暴风骤雨”突然袭来。
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社会上出现这样一种说法：“农业大学在城里办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文革”爆发后，东北农学院虽对此有抵制之心，却也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1968年10月，蒋亦元随全校师生被迫下迁到黑龙江省汤原县香兰农场。
在香兰，“白专典型”蒋亦元被分配去劳动改造，放羊、种水田、赶牛车、运砖……唯一不能干的就是科研和教学。
因过度劳累加之在水田中受寒受潮，蒋亦元疾病缠身住进医院。他写下《水调歌头•千山》一词排解心中忧愁，词中写道：“腰腿木，岂甘却，借杖踱。凭栏‘天上天’险，塞北风云破。心事浩茫起伏，百举从头索。还我青春东山起，无愧娇山鱼。”
回忆那令人望而生畏的水田劳作，勾起了蒋亦元早在苏联时就曾埋下的雄心伟略——探索“割前脱粒收获水稻”。
不同于传统上先割茎秆后喂入机器脱粒的旧工艺，“割前脱粒”的收获方式将其颠倒过来，改为先在站立的秆上将穗部的谷粒脱下，再将茎秆切割搂成条铺。这种方法可减少工序、降低分离损失、避免谷粒破碎，然而其工艺难度极大。
“多年来，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与能工巧匠均未制成能在实地使用的机器，留下的仅有少量构思简图和只言片语，无从借鉴。”蒋亦元知道，他所要挑战的是世界农机界公认的一大难题。
“外国人没有搞成，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成吗？”血气方刚的蒋亦元直觉到，这项研究里大有文章可做，他带动几位青年教师一起形成了科研攻关小组。
1975年末，蒋亦元走出疗养院，随即开始着手“割前脱粒收获新工艺与机器”的探索研究。收割机虽庞大，但其中的工艺要求却极为精细，而分离机构正是其中最薄弱的一环，当喂入量稍有增加或者谷物状况稍有恶化，分离不净等损失即会增加。
讨论样机方案、确定总体布局及各零部件结构和工艺、反复计算每一配置的尺寸……蒋亦元和他的同事们夜以继日地奋战，终于赶在1976年9月下旬水稻开镰收割之际，突击完成了第一代样机的试制，并立即进行田间试验。
样机开进水稻田，水稻穗头在仿型拨禾轮的扶持下进入脱粒带间隙，迅速被脱光籽粒，穗轴与茎秆依序从中抽出，并立即被割刀切割放成条铺。
“成功了，成功了！”现场一片欢腾，每一个人都拍手称奇。这台样机的诞生，彻底划破了“水稻割前脱粒”研究停滞多年的沉寂。
“割前脱粒”相关论文发表后，一位美国农机专家在给蒋亦元的祝贺信中评价：“我确信它将是为水稻种植者造福的一项重大发明。”
尽管样机获得了突破，但蒋亦元知道，机器用于实际收割还存在速度不高、生产效率较低、不能收割倒伏等诸多问题。此后，他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技术改进之路。
从构思、设计、计算、绘图到试制、田间试验，蒋亦元事必躬亲。为仔细观察机器作业情况，他时常趴在湿漉漉的稻田里，与机器同步前行，一身泥土、两手油污，黑黝黝的面庞让他看上去与现场的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差别。
“从1975年算起，我先后研制出原理与结构各异的四代样机，其间备尝心酸甘苦。”与任何科研创新一样，蒋亦元的事业也伴随着风险和失败。
1986年，第二代样机在香兰农场实地测试，机器开动，现场谷粒飞溅、谷穗滞留，造成的大量损失让现场的每一个人惊呆了。这一结果，如一盆冷水浇在科研组头上，研究人员的热情降至冰点。
“历时11年，难道我们还要推倒重来吗？”蒋亦元没有被这当头一棒击垮，他决心采用气流吸运和滚筒式脱粒装置进行根本性的改动。
筚路蓝缕，直到1999年的第四代样机才获得了较为理想的运转状态，被鉴定为“国际首创、国际先行水平”，并以8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完成专利转让。
喜欢赋词抒怀的蒋亦元写下《虞美人》，感慨道：“这次第，垒卵履冰，岂一个慎字可结？”
人生如棋
回首自己一生的科研历程，蒋亦元最为感激的人之一，是他的得力助手、患难与共的爱妻罗佩珍。1999年，就在他们二人为一项历时9年获得的科研成果作鉴定会准备时，罗佩珍猝然离世。两年后，蒋亦元罹患癌症，接受手术后大家都以为他将“退出江湖”，惜福养身，然而他却很快重新出现在田间地头开展试验。
“对于一位立志献身科技事业的学者来说，完全脱离科研一线，才是不可想象的。”蒋亦元的弟子感慨道。
“水稻割前脱粒是一个世界难题，虽然我在攻克它的进程中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到目前却仍然没有成为性能稳定、可以大批量投产的产品。因此，我没有停下来的理由。”蒋亦元说，即便他看不到那“宠儿”驰骋在广袤田野里，但仍希望为后继者当好“人梯”。
远离故土，将一生奉献给脚下的黑土地，六十多年的科研教学生涯让蒋亦元有了这样的感悟：“一个人若能够把自己的一生看做一个整体，就能够激发出自身潜在的勇气和能力，就能够在人生的岔路口作出正确选择，把握自己的命运。”
成名后，不少南方的学校抛出“橄榄枝”，开出优渥的条件希望蒋亦元回乡工作，但都被他一一婉拒。在“雁南飞”的热潮中，他说自己不会离开东北，因为“这是一片我深深爱着的土地”。
来源：中国科学报 记者：郝俊 时间：2013-08-30
